先看看什么是工部员外郎。唐广德二年（764年）春，严武再镇蜀，杜甫回到草堂，此前漂泊在外将近两年。严武表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做了严武的参谋，因此后人又称杜甫为杜工部。这句话看似只是一个官职的说明，但背后却藏着杜甫人生中短暂却珍贵的一段安稳时光。漂泊许久之后终于得以栖身草堂，那种从风尘中暂时抽离的安定感，对杜甫而言既温暖又略带苦涩。 这里工部是六部之一，主要是负责营造工程事项的机关，中国封建时代中央官署名，长官为工部尚书，曾称冬官、大司空等。员外郎，是中国古代官职之一，原指设于正额以外的郎官。隋朝于尚书省二十四司各置员外郎一人，为各司之次官，相当于副司长，郎中是正司长。也就是说杜甫是工部的副司级干部。这样的解释看似冷冰冰的官制术语，但放在杜甫身上，却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反差：一个满腹诗才、心怀天下的诗人，却只落在副司级的位置上，在庙堂与诗意之间艰难寻找自己的存在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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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甫的思维方式，是一个诗人的思维方式，是一个儒者的思维方式，却不是一个官员或者一个政治家的思维方式。其根本区别在于，政治家会放弃很多自己曾经的骄傲，放弃很多尊严，放弃那些没有价值的幻想，放弃白莲花式的自尊。并且，懂得怎么在宦海中沉浮，然后才能知道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杜甫却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。这也应该是杜甫一生贫苦内在的主要原因吧。这样的评价带着一种近乎残酷的清醒：他太干净，也太执拗，始终不愿在现实的规则里轻易低头。 这里是文章 这里是文章 这里是文章 这里是文章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